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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一带一路学院教授格泽高滋·W. 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曾分别于1994年-1997年和2002年-2003年两度担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他在4月23日的China Daily 上发表了题为《合理且意义深远的改革使中国摆脱贫困》的文章，认为全球化的包容性越强，我们越是能够实现真正的双赢；发展中国家越是更多地学习中国经验，这些国家的的经济将越能取得更好发展。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从没有过任何的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先例，在一代人的时期内，其国家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两国都经历了深刻的制度和结构改革，但前者在国家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追赶上了发达国家，而后者的成就略显“谦虚”。众多的因素促成了这一情况的发生 — 从传统文化遗产到地缘政治条件，从不同的改革路径到不同的资源禀赋 — 但是领导者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32年前，也就是1989年5月15日到18日，中苏峰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会见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基于他们的思想，亨利×基辛格当时在《新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谁是正确的？是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还是邓小平启动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

1996年的夏天，我在巴黎见到基辛格时曾问过他本人这个问题；我后来在莫斯科也同戈尔巴乔夫讨论过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宏大但很有意义的问题，我想我们应该努力地探索这一问题，包括同一些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进行直接讨论。

联系基辛格在随后的每个场合所表达的观点，我想基辛格和我都没有怀疑过邓小平是正确的，而不是戈尔巴乔夫。在北京峰会两位政治巨人会晤后，两国经济发展开始发生分化。当时没有人会想到中国经济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进步以及苏联会出现经济停滞的情况，因此也就没有人会预料到两国之间会产生如此大的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以1989年两国经济为例，根据当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要比中国高出50%。但是今天的情况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俄罗斯高出9倍。

显然，我们不能将两国的比较仅仅局限于国民生产总值水平的变化，更要看到这些数据后面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发展，它不但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公司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略低于印度。现在，中国的这一数值比印度高出2.5倍左右。此外，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府合理的财富分配政策，中国已经消除了现行标准下的极端贫困。与之相比，印度仍然有约占人口总数的12%即大约有1亿的极端贫困人口。消除极端贫困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实现如此大规模的极端贫困人口脱贫。值得注意的是，当现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2年宣布短期内消除极度贫困时，许多怀疑论者不认为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有些人至今仍质疑中国能否在2024年或2025年成为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国家。

所有的这些目标在中国都将实现，因为中国采取了一种理性的发展模式，它能够务实地解决各种问题。新实用主义 — 我个人提出的用于取代新自由资本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概念 — 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政策中。这是一种特殊的体制，在中国被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个人称之为“中国主义”，即国家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的创新协同体系，并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下采取明智的政策，这就是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全球化的包容性越强，我们越是能够实现真正的双赢；发展中国家越是更多的学习中国经验，这些国家的经济将越能够取得更好的发展。

原文链接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104/23/WS60820e66a31024ad0bab9bda.html